（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 来 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2月7日第1390期 进入 罗欢欣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法理念 。
据此，张某作为盗号软件的开发者，当然清楚地认识到买家购买了该款软件之后将主要从事盗号活动。这是因为，如果单纯地根据行为人的表象就认为比过失的违法性更大，就会导致将没有与外部表象相关联的心情作为违法要素，这无疑混同了违法与责任。
[18] 该学说将故意作为一种构成要件要素，而不仅仅作为责任要素，因此将故意把握为控制由行为导向结果之因果流程的意思，但这一意思归根结底必须综合能够表明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客观外在的情况证据才能认定，可以将该学说归入上述的决定说的阵营中。如果从上述的对应原则出发考察故意的归属，则可以做如下考虑：不管石头砸到肖某某还是砸到杜志家，都同样侵犯了禁止伤害他人这个行为规范，因此，即使石头最终砸到了杜志家，也可以说禁止伤害他人这一行为规范与结果发生的盖然性认识是相符合的，也就是说伤害肖某某的认识这个行为规范故意包含了伤害杜志家这个制裁规范故意，据此就可以肯定后者在前者的范围之内这一对应原则。该案中，教唆他人放火的被告人王新生、实施放火的被告人赵红钦，共同实行放火行为的地点是车站，放火时周围停有十多辆其他汽车，与其邻近的是家属楼、加油站等，且两被告人对此是明知的。具体而言，故意是一种侵害法益的决定（Entscheidung），这样的话，故意犯就比过失犯对于事件的因果流程具有更高的控制可能性，其参与不法事件的程度也比较重，相应的刑罚当然也重于过失犯。在故意的认定上，自其产生以来一直存在认识说与意志说的对立，这两种学说又产生出诸多理论变种。
当日18时许，被告人程伏康携带逆变器、电瓶等工具至上述地点，将电网通电并在附近守候，但未设立警示标志。在此基础上，当存在为违法性提供基础的事实的认识时，就能推定责任故意的存在，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故意概念。在此意义上，形成中国的法教义学体系或许也可以被视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法学方法论主要围绕法律解释展开，一般法学说的任务集中于概念建构，而体系化则贯穿于解释与建构的过程之中。在德国，许多法学家开始了所谓的历史性反省。这就强化了法院判决，尤其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之解答的可预测性。[23]这种法律的公理体系之梦在欧洲进入大规模法典化时代之后达到了顶峰。
它说明，教义学必须常常回归基本原则，思考其产生和起源，保持对于那些以历史和法律文化规定性为基础进行评价的清醒意识。《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就是一例。
这并不是说教义学论证与来自其他话语场域的论证之间没有重叠，而是意味着来自其他话语场域的论证必须以特定方式被教义学论证转化和整合。即使是在继受他国法律的基础上，也可以结合本土习惯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法教义。在此判断与前提下，可以认为，法教义学至少在三个方面促进了法的安定性。首先，法教义学可以尽可能实现法的可预测性。
由于法典万能迷梦的破灭和大量疑难案件的出现，许多学者开始对传统法教义学进行反思，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利益法学与自由法运动。中国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应形成自己的法教义学体系，既要在教义学方法的层面倡导法学方法论和一般法学说的研究，又要在教义学知识的层面结合判例研究、习惯梳理和法律评注的编纂，构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教义学知识体系。最后，法教义学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公民免受国家权力的非法侵害。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一方面以法的安定性作为构成要素，另一方面则以建构融贯法律体系为基础条件。
[19] 虽然历史法学在主导思想上想用法史学来支配法教义学，但其精神内核首先在于构建一种新的法教义学。教义学上的解释、建构与体系化，可以帮助我们将基本权利条款构造为一种客观价值秩序，并对立法、行政等国家权力形成限制。
从消极的方面讲，在一个价值多元的国家中，法教义学在面对各种道德化和政治化的要求时建立和维系了法的形式性。法教义学的更高形态体现为，它可以在不改变法律体系之制度框架的前提下为法律体系寻获理念基础，并以此来重述法律体系。
如何建构法教义的体系，成为建构型法教义学关注的中心。法律适用涉及的首先是一种意志与感觉行为，而非认知行为，所以要拒绝传统法教义学提倡的所有伪逻辑技术，因为它们只是对根据意志与感觉想要获得的结论进行了包装。如吕特斯所指出的，教义学应以理性的说服力并且援引普遍认可的基本价值（价值确信）来阐释现行法，教义学并非单单立基于形式逻辑，它总是旨在将特定的实质性价值判断和规制目标确定下来。这对于法治秩序来说极为重要，因为法的透彻性与节省思维的概念工具构成了法作为社会调控之手段的前提。[18]因此，教义学的工作分作三步：一是认识事物的一般特征和状态并用教义来表述这类关系，二是运用教学法将教义构造成相互关联的整体（形成体系），三是将对教义的体系化阐释与因果证明法相结合（形成科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大国而言，在法治建设中尽可能化约复杂性，实现对行为的统一调整和社会的有效整合十分重要，而法教义学能有效化约复杂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德国法治实践提供最大智识支撑的并不是哪一本学术著作，而是一部部卷帙浩繁、体系恢弘的法律评注书。习惯在司法裁判，尤其是民商事裁判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它既可以作为一般条款的解释依据，也可以作为填补法律漏洞的补充性法源。
这些超越实在法的理念本身不能从法律体系内部得到证立。作为后发型与外源型的现代化国家，中国法律体系的建构自始就面临着时空叠合的境遇。
例如，在德国著名的《明镜周刊》案中，法院阐明了德国基本法第5条出版自由的意义，并且明确了同条第2款规定可对出版自由进行限制的一般法律的范围。虽然重述后的法律体系在规范上等值于先前的法律体系，但它能更好或更直接地表达出法律体系得以确立的根基。
涵摄在法律适用活动中是必要的，因为它承载着依法裁判的要求，也赋予判决以法律的属性。为什么这种发源于独特文化背景的法学研究方式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这肯定不完全是因为历史的偶然，而一定有其理论逻辑上的理由。法律体系不是给定的，只有通过科学活动才能出现，[77]而法教义学的任务就在于通过对各个法律规定的体系化去形成法律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构成合法性的这些条件，主要就是用以提升法的安定性的。
这一立场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因为它的基本宗旨在于让法官广泛利用手中的权力，尤其是通过扩大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手段去促进公平，保护人的尊严，[66]但它过于强调法官实现正义的使命，倾向于轻视对司法权的限制。法律体系融贯化对于中国法治建设而言意义重大。
[7]古罗马时期的《学说汇纂》继受了这种观念。司法裁判的直接功能在于解决纠纷，但司法裁判的特点却在于如何解决纠纷。
习惯的类型化与规范化是中国法教义学知识体系形成的重要一环。[10]这一时期，教义被用来指称一种根本的确信，它阐述的是一项在教学领域中被认为具有拘束力的或有效的基本知识，而教义学就被认为是关于这些教义的学说。
这并不是说教义不可被推翻，而是说如果任何法官想要作出不同的判决，就必须拥有更好的论据，必须指出现有学说和法院惯例的不足，即为此承担论证负担。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将案例指导制度作为重要一环，指导性案例已经引发学界的追踪与研究。故而有论者认为，教义学的基本功能首先就在于使得平等性和相似性变得透明化。[80]See Eugenio Bulygin, Legal Dogmatics and the Systematization of the Law, in Eugenio Bulygin et al., Essays in Leg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p.229. [81]See Carlos E.Alchourrón and Eugenio Bulygin, Normative Systems, Wien u.a.: Springer Verlag,1971, p.33. [82]参见朱广新：《不动产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限度》，《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40页。
一方面，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效力层级，依据宪法原则解释普通法条款合乎整个法律体系的要求。[84]在此，作为教义学方法的体系解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考虑到该译法已在学界被广泛领会，在没有更好的译法之前，仍采之。在此，教义学发挥着它的实践功能，即为法律规范适用于个案时不可避免的评价余地给出智识上可检验、公开和合理的操作标准。
它认为，法教义学只关注偶然立法的产物，但立法者的三个更正词就可以使所有的文献成为废纸，[28]因而无法成为关注客观规律的科学。[43]从这个角度看，法教义学也是一套独特的方法体系。
